作者:林懷青

住在民國:從魯迅買房說起

公務員魯迅買房記

1919 年實在無法讓人安心自適。這一年,中華民國教育部的公務員周樹人忙壞了,倒不是因為這一年京城發生了一個叫「五四運動」的運動,也不是因為他經常要以「魯迅」的身份給《新青年》寫稿子,而是因為這一年他已經三十九歲,不再是一個可以什麼都不管不顧的毛頭小夥兒,他已經下定決心要在北京買房了。

周樹人是一個 19 世紀的「80 後」——他生於 1881 年。和很多現代「80 後」一樣,他混得不好也不壞。周樹人的官兒不大,在教育部當公務員已經七年,但也只是混了個科長級的「僉事」而已,就連這個工作還是他拜託他的老鄉蔡元培謀來的。

對於當時普遍很有錢的浙江人來說,到北京來當個公務員似乎沒多大出息,不過,如果你看到周公務員的工資條,你就會明白他為什麼一定要把這個工作搞到手:他每月的工資是 300 大洋。請注意,這是真正的大洋——三百枚吹起來有清脆響聲的大銀元。

如果你不知道一枚大洋值多少錢,那你可以到北京的潘家園,或者你所在城市的文物市場那裡去問問,眼睛放光的文物販子會告訴你一枚「袁大頭」現在最便宜也值 500 元人民幣,這樣,周樹人的月工資相當於我寫這本書時的 150,000 元人民幣。

更重要的,周樹人的 300 大洋的購買力,可不是現在的 15 萬人民幣可以比的,現在 15 萬人民幣在北京二環內(周樹人時代的北京城範圍)還買不了一個一居室的廁所,而周樹人的 300 大洋可以買下一個相當不錯的四合院——這還得挑著買:地段要好,要清淨——這是周樹人對房屋仲介提出的要求。

公務員周樹人每月的薪水是三百塊這樣的銀幣──「袁大頭」。

袁大頭(背面)。

袁大頭(正面)。

如果你仍然搞不清楚 300 大洋到底能幹什麼,那我們這裡為您訪問到當時和周樹人同住北京城的一個老外——美國人狄登麥。狄登麥是一個好奇心強烈的老外,因為他的好奇和專業精神,讓我們知道 1919 年的中國北京究竟是什麼樣子。魯迅買房的這一年,狄登麥剛好調查了北京的物價和一般人的消費水準,對於一個北京的五口之家來說,只要一百大洋,就足夠他們還算體面地生活一年:

「有了一百圓的生活費,食物雖粗而劣,總可以充饑;房雖不精緻,總可以避風雨;此外每年還可以做兩套新衣裳,買一點煤免到路上去揀去扒;更可以留餘五圓,做零用。拿了這五圓可以在年節,買一點肉吃,常常喝喝茶,若沒有病人及醫藥費,或者可以去近邊山上去朝香。」

我們可以把這樣的生活水準乘以 36 倍,就能明白魯迅過的是啥日子。對於一個每月都有三百大洋進帳的人來說,買房和買白菜的區別不是很大,也許最大的區別是買房總需要一個仲介,而買白菜不需要。公務員周樹人當然也找了一個仲介,不得不找仲介的原因是老北京根本沒有新樓盤(編註:建案、房產之意。)!因為那時候根本還沒有「開發商」這種東東。

好吧,周樹人開始了跟著仲介到處看房的生活。在《魯迅日記》裡,我們可以看到周公務員這位身材消瘦的小個子四處奔忙的身影。請不要忘記,所有這一切和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是同時進行著的:

二月二十七日晴。上午往林魯生家,同去看屋二處。
三月一日晴。上午往銘伯先生寓。午後同林魯生看屋數處。
八日曇。午後邀張協和看屋。夜雨雪。
十一日晴。午後同林魯生看屋。
十四日晴。午後看屋。下午復出,且邀協和俱。
十九日晴。午同朱孝荃、張協和至廣甯伯街看屋後在協和家午飯。
五月二十九日晴。下午與徐吉軒至蔣街口看屋。晚錢玄同來。

周樹人看了很多房,但沒有一個滿意的,原因是這些房子都不夠大。要知道,他買房可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自己名下那一大幫需要他養的人——這個隊伍分三個系統,加起來有一個排:

老娘系統:周樹人母親魯老太太,周樹人髮妻朱安(這是老太太給兒子的「禮物」,對周樹人來說,她與其說是自己的附屬物,還不如說是老太太的附屬物)。

二弟系統:二弟周作人,二弟媳羽太信子,侄子周豐一,侄女靜子、和子,周作人內弟羽太重久(這個比較搞笑,娶個媳婦還要幫忙養媳婦的弟弟,後來又加入更多娘家人)。

三弟系統:三弟周建人,三弟媳羽太芳子,侄子豐二、豐三,侄女鞠子。

伺候這一大幫人自然還需要僕人、保姆、廚師、司機、保安等一整套人馬,一個普通的四合院怎麼住得下呢?終於,一個三進的大院子——八道彎衚衕 11 號院進入了周公務員的法眼。

北京八道彎衚衕 11 號院大門。

「11」這個數字就像兩個人前後站在一起,冥冥中似乎預示著周樹人、周作人兄弟當時的親密,但「11」又像兩條平行線,又預示著兄弟後來的分道揚鑣。

周公務員辦事利索,看中這套房子後三下五除二就把它買了下來:

七月十日小雨。上午寄羅志希信。午後晴。約徐吉軒往八道彎看屋。
七月二十三日晴。午後擬買八道彎羅姓屋,同原主赴員警總廳報告。
八月十八日晴。午後往市政公所驗契。
十九日晴。上午往浙江興業銀行取泉1。買羅氏屋成,晚在廣和居收契並先付見泉2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3一百七十五元。

從這些天的日記可以看出,那時候買房的手續也是一道也不能少的,政府像任何時代一樣,對房地產交易控制得很到位。不過,終於找到大房子的喜悅壓過了他辦手續的煩惱,這房子有三進院落,足夠他那些侄子侄女們玩耍的,更有 30 多間房,哪怕周作人再來多少個小舅子都夠住。

房子很快成交了。雖然每月有三百大洋進帳,精明的周公務員還是做了小小的抵押借貸,房價一共是三千五百元,他依照公務員的身份到浙江興業銀行貸款 500 元,加上變賣老家舊房子的錢,他自己幾乎沒怎麼花錢就買了這所大房子。在這項皆大歡喜的生意中,仲介可能是最高興的:他沒花多大力氣就淨賺 175 塊大洋,如果他願意來到現在的北京市,這筆錢足夠讓他買下一間兩房一廳的房子了。

買完房的周公務員像每一個剛買了房的人年輕人一樣,興奮得很,他三天兩頭往新房子跑,一是要監督工人修繕,另外一方面,單是看看房子就能讓他很有成就感,這種成就感和他以「魯迅」身份寫出《狂人日記》的成就感是完全不同的。畢竟,一所能讓全家人快樂的大房子比那些虛幻的思想啟蒙來得更堅實:

十日晴。休假。上午往八道彎視修理房屋。
十九日晴。星期休息。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婦及豐、謐、蒙乘馬車同遊農事試驗場,至下午歸,並順道視八道彎宅。
二十三日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十一月一日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七日曇,風,午晴。下午往八道彎宅。
十日曇。午後往八道彎。晚小雨。夜劉半農來。
十二日曇。上午往八道彎。

讓周樹人有些始料未及的是,裝修房子竟然比買房子還麻煩。為了給新房子裝下水道,工人、鄰居、看熱鬧不怕事兒大的掮客等等,都想趁機撈一筆。對這些有理或無理的要求,周公務員一概拿錢擺平,在文化論戰中他是多兇悍的人啊,但在生活中他基本上是一個息事寧人的老好人:

十三日晴。在八道彎宅置水道,付工值銀八十元一角。水管經陳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費三十元,又居間者索去五元。
十四日晴。午後往八道彎宅,置水道已成。付木工泉五十。晚潘企莘來。夜風。收拾書籍入箱。

房子裝修終於大功告成了,一共花了他 600 多大洋。拿到錢的各色人等一定暗暗偷笑了。不過,這只是周公務員兩個月的工資,是他弟弟周作人即將在北京大學領到的一個多月的工資而已,花了也就花了。這時候已經是十一月,寒風已經奔襲到北京,周樹人收拾著自己的書和在琉璃廠買來的各種小文物開始搬家了。

二十一日晴。上午與二弟眷屬俱移入八道彎宅。二十二日晴。上午寄晨報館信。午後往留黎廠買嵩顯寺及南石窟寺碑陰各一枚,佛經殘石四枚,共券五元。往陳順龍牙醫生寓,屬拔去一齒,與泉二。過觀音寺街買物。夜風甚大。

生活就是這樣平靜。馬上就要 40 歲的周樹人,同時也是已經聲名卓著的魯迅,像往常一樣繼續著他的幸福生活:寫信,買書,拔牙,購物,晚上聽好朋友錢玄同報告街上運動的進行狀況。哪管夜裡的寒風刺骨,也不怕政治的高樓上山雨欲來。從現代人的角度看去,活在民國是不是也不錯呢?

憤青毛澤東和他的幸福生活

也許你會說:公務員周樹人能住上大房子有什麼稀奇的?大部分民國人還不是一副窮酸魯蛇樣嗎?這話倒也沒什麼不對,在任何時代,魯蛇數量總是很龐大的。但是,看看民國魯蛇們的生活,你會發現民國魯蛇那可不是一般的魯蛇。

1919 年的北京城裡,還發生了另一件不起眼的事情:26 歲的湖南小夥兒毛澤東到北京城好長時間了,但還沒找到工作,他未來的岳父——北京大學楊昌濟教授相當著急,就託自己的好友北京大學圖書館長李大釗幫忙,李大釗也很給面子,就地取材,讓毛澤東當了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助理圖書管理員」,每月薪水是 8 塊大洋。和教育部科長周樹人的 300 大洋比起來,毛澤東的薪水低多了,但是也足夠他在北京活下去。

師範學校畢業生、180 公分的大個子毛澤東的主要工作是在報刊閱覽室登記讀者姓名。到過圖書館的人都知道,這個工作一般是由小姑娘或老大媽來擔任的,再不行也是老大爺來擔任。我們不知道毛澤東願不願意幹,但這在北京已經是不錯的工作了。毛澤東成了北京大學的「教職員」,和所有教職員一樣,他有一項高於學生的待遇:座椅上多一層軟墊。這種形式上的差別不知道有沒有給毛澤東的自尊一絲安慰,但是地球人都知道,毛澤東在離開北京大學後就再也沒回來過,即使在他成為開國領袖的時候。

按照現在的標準,臨時工毛澤東是一個標準的「魯蛇」。8 塊大洋的月薪讓他不得不和7個同學合租一間屋子,這確實太擠了,擠得能讓人記一輩子,直到延安時期,他還向美國記者斯諾抱怨過這件事: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 7 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不過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

北京吉安所左巷8號院,毛澤東曾經和7個同學一起合租其中一間屋子。

這樣的住宿條件,頗有點「膠囊公寓」的味道。但是,擁擠在土炕上的年輕人們顯然沒有現代魯蛇們的無奈和空虛,反倒是時時充滿了抑制不住的快樂,這是因為:民國魯蛇們雖然困苦,但他們有一個莫大的共同福利,那就是他們可以隨時推開任何一個名人的院門,進去和他平等地討論問題,學習他想學的東西。剛剛和哥哥搬進八道彎豪宅的周作人就接待過毛澤東:

《周作人日記》1920 年 4 月 7 日:毛澤東君來訪。

這時的周作人是北京大學教授,是年輕人的偶像,但這個偶像的大門是朝粉絲們敞開的,誰願來誰來,只不過來的人都要被周作人在日記上留下名字。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好習慣,因為可以防止將來哪位粉絲發達了以後不認帳。

毛澤東當然還推開過其他偶像的大門,比如周作人的同事胡適:

《胡適日記》1920 年 1 月 15 日:毛澤東來談湖南事。

這一年的胡適不過 29 歲而已,比自己的粉絲毛澤東只年長兩歲。但命運就是命運,他們此時的關係是赤裸裸的偶像和粉絲之間的關係。當然,在這個奇異的時代中,身著光鮮西裝、薪資豐厚的胡適們從來不會瞧不起只有一身舊長衫、睡覺連枕頭都沒有的同齡粉絲們。也許只有這樣的時代,只有胡適、周作人這樣的偶像,才能讓魯蛇毛澤東真正迅速成長為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管理員沒多長時間就不幹了,這倒不是因為工資只有八塊大洋,而是因為他在北京已經接受了當時最高級別的思想啟蒙,他要趕快回到湖南去,做他理想中的事。

當毛澤東再次回到北京的時候,已經是西元 1949 年,他再也不是當年那個北漂魯蛇,而是開國領袖。可嘆的是,當年的周作人還住在哥哥買下的八道彎豪宅,但此時他的身份是前漢奸和刑滿釋放者,為了自保,他搜腸刮肚尋找自己和共產黨的所有聯繫。當然,他的日記救了他,日記裡那句簡單的「毛澤東君來訪」讓他心花怒放,仿佛救命稻草一樣被他緊緊抓住,這一抓就是 20 年,讓他在新生的國家繼續了 20 年的生命。

1949年後的周作人,靠著魯迅弟弟以及開國領袖前偶像的身份苟延性命。

胡適──租個房子也不錯

毛澤東去拜訪胡適的時候,胡適正住在北京緞庫衚衕 8 號院。這本是給皇帝儲存綢緞的地方。胡適一來北京,就選了北京城核心區的一角作為居所。他和其他很多朋友一樣,從沒想過要在北京買房,究其原因,買房並沒有租房划算,尤其是對他這樣行蹤不定的大教授來說。

從天安門廣場稍稍往北一走就來到了緞庫衚衕,胡適在這裡租房的原因是這兒離北京大學近。租金當然很高:20 元大洋。身為北京大學教授,胡適自然能承擔這個費用,因為北京大學不久前已經答應他的月薪是 260 塊大洋——比資深公務員魯迅差點,但仍是人人羡慕的高薪了。不過,也許是多年當窮學生的習慣一直沒改過來,胡適思考再三還是找人合租了這個四合院。這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標準四合院:有門房、廂房、正房十餘間。因為大門隨時對粉絲們敞開,這裡門庭若市,每天都有朋友來這裡坐坐。

緞庫衚衕8號,毛澤東多次到這裡拜訪胡適。只不過多年以後,毛澤東已經不願再提起這些。

年輕的毛澤東在踏進緞庫衚衕 8 號院的大門前,已經見過胡適許多次了。作為一個身在北京的人,只要他願意,隨時可以去旁聽北京大學以及各個大學的課,更不要說毛澤東這個北大的「教職員」了。胡適在長談之後顯然對毛澤東這個編制外的學生很喜愛,他迅速把這個「小兄弟」和他辦的雜誌《湘江評論》介紹給了北京的知識界,從此以後,「毛澤東」三個字正式進入了中國歷史的篇章中。

毛澤東顯然也很感激胡適的「幫忙」,在離開北京後,他還念念不忘緞庫衚衕的這個小院子和他的主人,他在長沙的寓所給胡適寄了一封明信片問安。

毛澤東寫給胡適的明信片。

這是一張耐人尋味的明信片。熟悉毛澤東書法的人需要睜大眼睛才能看出後來毛體草書的些許風格。在老師面前,毛澤東完全沒有瀟灑張揚的氣勢,字體寫得完全就是一個畢恭畢敬的小學生。就用語風格來說,也似乎猶猶豫豫,想要寫成胡適提倡的白話文,又不由自主地寫成了半文不白的文言文,那種在老師面前緊張膽怯的心態表露無遺: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致教安。

不過,毛澤東寫這封明信片時還不知道,老師胡適其實又搬家了,這一次搬到了鐘鼓衚衕 14 號,但沒過多久又搬到了陟山門街 6 號,還沒結束,直到搬到米糧庫衚衕 4 號之後,胡適才算安頓下來。之所以這樣頻繁搬家,主要是因為胡適的客人越來越多,他的家也成了北京城乃至中國的思想中心,越來越需要更大的房子來承擔越來越大的任務。和胡適同時搬家的還有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因為北伐成功,北洋政府被打敗,北京也被政治性地改成了「北平」,中央政府回到南京。中央政府遷走給胡適們帶來的福音就是房租和房價降低了,與此同時,社會的安定也讓胡適這些大教授們的工資翻了一倍,一度達到頂峰的 600 元大洋!有了這筆錢,胡適自然可以一再把自己的房子變大,讓它和自己的社交能力相稱。

房子變大了,但胡適的行事風格可沒改,他的大門仍然是敞開的,對所有人。他的朋友兼學生梁實秋曾不無驚奇地回憶老師的風格:

無論誰,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餘孽、同鄉商客、強盜乞丐都進得去,也都可以滿意歸來。

這種開放的風格被胡適堅持著,這種堅持頗有宗教般的執著。實際上,胡適自己也把這種特殊的「下午茶」稱為「禮拜」,這種「禮拜」不是拜耶穌基督,而是拜平等的精神。胡適的學生羅爾綱回憶胡適一天的生活時說:

早晨7點起床,7 時 40 分去北京大學上班。中午回家吃午餐。下午 1 時 40 分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上班。晚餐在外面吃,晚 11 時回家。到家即入書房,至次晨 2 時才睡覺。他每晚睡五個小時,午餐後睡一小時。這是每天的生活。

星期天不同,上午 8 時到 12 時在家中客廳做禮拜。他的禮拜不是向耶穌祈禱,而是接見那些要見他的不認識的人。凡見過的不再見。他是不分品類,一視同仁,有耶酥的作風,稱為做禮拜,是有取義的。禮拜天下午在家做工作,不接見人,但傅斯年卻例外的,經常在這個時候來傾談。禮拜天晚餐同樣是在外面吃,也是到了夜 11 時才回家。

胡適每天下午是 6 時下班,到 11 時共五小時。他在什麼地方晚餐,晚上和什麼人聚會,我沒有打聽過,但有一點卻是清楚的,這五個小時,是胡適一天最快樂的時候,他交際在此,娛樂在此。他不打麻將,不跳舞,不看電影,不聽京戲,他做什麼娛樂呢?他喜歡傾談,那他的娛樂就是傾談吧。

這是一個多麼奇異的社會!因為有了胡適,有了向世界敞開大門的民國名人們,中華民國顯得那麼迷人,對於年輕人來說,生在這樣的社會是幸運的,這種幸運不是物質的富足,而是精神的自由和解放。沒有比自由帶來的快樂更讓人嚮往了。

當然,從現實的意義上說,胡適這種社交風格也是給他自己迅速累積名聲的最佳手段——不到一年的時間,北京城裡的流行語已經變成了「我的朋友胡適之」了。這是最早的傳播學成功案例。鬧到後來,一些聚會竟然需要戲謔地禁止再說「我的朋友胡適之」這樣的話了。

司徒雷登:六萬塊錢買個未名湖

1919 年,當全中國的精英向北京匯聚的時候,一個美國人也來了,他叫司徒雷登。現在大多數中國人知道這個名字是從毛澤東那篇《別了,司徒雷登》開始的,他的形象永遠和「送別」聯繫在一起,而實際上,他的「來」比他的「走」要有趣得多。

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小時候咿呀學語學的就是中國的杭州話,但當他以 43 歲的年紀從美國回來時,幾乎將漢語忘得一乾二淨,不過這並不妨礙他迅速和中國的各色人等建立親密的關係——因為他掌握住了中國人好「面子」的社交關鍵。

司徒雷登之所以要到北京來,是因為北京兩個小的基督教教會學校正在為「面子」問題爭得不可開交。這兩個學校,一個是衛理公會辦的「匯文大學」,一個是長老會的「北通州協和大學」。這兩個「大學」雖頂著「大學」的名頭,實際卻是小得可憐的神學院,因為都快要辦不下去了,才決定聯合起來成立新大學,司徒雷登就是這所大學請來的新校長。

兩所學校的爭論焦點是合併之後的大學叫什麼。雙方都堅持自己原來的名字,互不相讓,而且都堅持新校址要離自己的學校不遠。司徒雷登被這種中國式的「面子」問題弄得啼笑皆非,這場茶壺裡的風暴幾乎無法收場,更讓他覺得好笑的是,這兩所學校想的折衷方案竟然是把學校命名為「北京大學」。司徒雷登告訴他的教會同事們,1917 年之後,「北京大學」再也不是一個誰都有資格叫的名字,因為蔡元培、胡適的「北京大學」已經是北京城裡乃至中國最好的大學,那個名字已經無可替代了。

爭來爭去,人們決定新大學的名字為「燕京大學」。這是一個富有詩意和古意的名字,同時也稍稍能滿足不能叫「北京大學」的遺憾。

學校有了名字,司徒雷登就要選個地方來建這個學校。他騎著毛驢或自行車,一次又一次在北京的城裡城外尋找,但結果讓他相當失望,在 1919 年的時候,北京城裡已經沒有大片的土地可供他使用,而北京城外,到處是達官貴人們幾百年間置下的墳地,要買任何一塊地都要涉及到遷墳問題。頑固的中國人對遷每一處墳地的建議都會暴跳如雷,哪怕美國人出一個讓他們很動心的價錢。

但是,機會還是來了。一天,失望的司徒雷登被邀請參加清華大學的一個聚會,當朋友們知道他的煩惱時,馬上建議他買下清華大學對面的一大塊地,這塊地曾經是清朝大貪官和珅的花園,如今屬於陝西督軍陳樹藩。

燕京大學未名湖與建築群,這裡於1957年成為北京大學的新校址。

 

司徒雷登看了看這塊地,頓時決定不惜一切代價買下來:這裡風光優美,緊鄰頤和園、西山,而且交通便利,如果建大學,將是世界上最優美的大學校園。他當機立斷,到陝西找這塊地當時的主人陳樹藩。要知道,當時北京到西安的交通極不便利,要用到火車、汽車、木船、騾子等當時所有的交通工具,為了買下園子,作為傳教士的司徒雷登是不懼這些艱辛的。

陝西督軍陳樹藩,未名湖曾經的主人。

陳樹藩是靠投機革命起家的前清軍械官,他沒想到美國教會竟然對北京城外那片幾乎是沒用的荒地動了心,他熱情接待了司徒雷登一行。這是一個既能賺錢又能賺面子的好機會,陳樹藩先是以六萬大洋的價錢把園子賣給了司徒雷登,然後馬上宣佈把其中的三分之一捐給未來的燕京大學。這個精明的舉動為陳樹藩贏得了友誼,後來他下臺後,司徒雷登仍然經常去這位前地主家探望。

六萬大洋是多少錢?大約相當於現在三千萬人民幣,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但仍然是一個划算到極點的好買賣——只要想一想現在的北京大學,那美麗的未名湖、博雅塔,這塊地早已經是無價之寶了。

司徒雷登滿意地得到了心目中的好地塊,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蓋房了。他要求燕京大學的所有建築都需具備中國傳統風格,就連自來水的水塔都建成了佛塔的形狀,取名「博雅塔」。這一切和周圍的建築是那麼協調,讓人以為這個美麗的校園好像是古早之前便存在於此。

就這樣,燕京大學以非常優雅的姿態出現在北京,並在司徒雷登的經營下成為中國最有名的大學之一。讓人慨嘆的是,1957 年,原址在北京城內的北京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併,成立新的北京大學,北京大學也遷到了燕京大學的校址,成為現在世人熟悉的模樣,這冥冥中似乎暗合了當初兩個教會學校的原意——因為他們本來就想讓自己的學校叫「北京大學」的,結果以這樣的方式實現了。

公務員魯迅二次買房記

公務員和思想家這兩種身份在任何時代都很難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何況是公務員周樹人和思想家魯迅。對北洋政府的種種逆行,魯迅經常仗義直言乃至挺身而出,這終於引來了教育部上司的忌恨,總想找機會把他開除了,但搞笑的是,北洋政府大官們的任期實在都太短了,沒有哪一個教育部長比公務員周樹人在部裡的資格還要資深,經常是還沒等教育部長把周樹人開除,自己就先被解職了,而周樹人和教育部的同事相處得都極好,一有風吹草動,都站出來維護他,這讓教育部長們也無可奈何。

其實,就連教育部都是一個很尷尬的部——雖是政府部門,但經常發不下工資來,以至於教育部自己也經常向別的部鬧罷工、討薪,這在中國的官場是前所未有的事。

與思想上的苦悶相比,家庭的破裂對魯迅的打擊更為巨大。作為周家的長兄,他和二弟媳在財政權上的矛盾終於徹底爆發了,這直接導致了周氏兄弟──周樹人和周作人的失和,說是「失和」,其實是「大打出手」。

翻開魯迅的日記,兄弟二人在失和之前還一如往常地開心大採購了一回:

《魯迅日記》:
七月一日晴。星期休息。晚風。無事。
二日晴。無事。
三日曇。休假。寄三弟信。與二弟至東安市場,又至東交民巷書店,又至山本照相館買雲岡石窟佛像寫真十四枚,又正定木佛像寫真三枚,共泉六元八角。下午伏園來,並持交錫馬一匹,是春台之所贈。

東安市場是北京城最核心的高級商品交易場,吃、喝、玩、樂都能找到最好的。周氏兄弟到此自然不是為了玩樂,而是為了買書,這幾乎是他們唯一的娛樂,也是共同的娛樂。這時候魯迅還不知道家庭風暴已經在醞釀了。

《魯迅日記》:
九日曇。勞頓,休息。無事。
十八日曇。午得久巽信。晚微雨。
十九日曇。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下午雨。

兩兄弟才大採購後不久,變故陡生,日記裡不稱「二弟」而改稱「啟孟」即是警訊。周作人拿來的那封信的內容是:

魯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放下這封信就走了。這封信讓後代讀者們看得不知所云,實際上魯迅也不明白弟弟為什麼寫這封信,所以才「邀欲問之,不至」。但是,決裂就這樣產生了,魯迅只有搬走,離開這個自己親手買下的大宅子才能解決問題,說走就走,馬上叫仲介看房子搬家:

《魯迅日記》:
二十六日晴。上午往磚塔衚衕看屋。下午收拾書籍入箱。
二十九日晴。星期休息。終日收書冊入箱,夜畢。雨。

兄弟既已失和,分手就要趕快。周作人原本想讓大哥「不要到後邊院子裡來了」,但魯迅怎麼可能繼續忍下這口怨氣?看好房子後迅速搬走了。

《周作人日記》:
8 月 2 日:下午 L 夫婦移住磚塔衚衕。

「L 夫婦」當然就是魯迅夫婦。這時候的周作人不要說「大哥」,連「魯迅」這兩個字都不願寫了。仇恨可謂大到讓人咬牙切齒了。周作人自然是不願魯迅徹底搬走的,因為在一起住的話還能繼續讓自己的媳婦兒掌握財政大權。魯迅執意要走,仇恨更加一層了。

《魯迅日記》:
8 月 2 日:雨,午後霧。下午攜婦遷居磚塔衚衕 61 號。

磚塔衚衕新居是匆忙之間租下來的,其實十分不適合居住,魯迅只好繼續找仲介看房:

《魯迅日記》:
二十日小雨。午後與李姓者往四近看屋。下午大雨。
二十一日晴。上午收二月分奉泉四元。午後母親往八道彎宅。
二十二日晴。上午得三弟信並泉十五元。下午與秦姓者往西城看屋兩處。晚伏園持《呐喊》二十冊來。
三十一日晴。上午母親往新街口八道彎宅去。下午同楊仲和看屋三處,皆不當意。
九月一日曇。上午崔月川來引至街西看屋。
十三日曇。上午和孫來。下午同李慎齋往宣武門附近看屋。
二十日曇。下午潘企莘來,同至西直門內訪林月波君看屋。
二十四日曇。欲買前桃園屋,約李慎齋同訪林月波,以議寫契次序不合而散,回至南草廠又看屋兩處。下午訪齊壽山,還以泉二百。咳嗽,似中寒。

看來看去,終究沒有滿意的。主要原因是魯迅的老母也不堪忍受二兒媳,願意和魯迅同住,而母親住慣了自己的房子,已經對租房沒有啥興趣了。魯迅四處奔波看房,與各色人等交涉,急火攻心,肺病大復發了。好在找來找去,命運之神終於讓他找到了合心的房子──阜成門內三條21號。這是一個小小的四合院,但足夠魯迅夫婦和老母居住。房子的價錢是八百元大洋,雖然仍是不貴,但魯迅財政吃緊,只有向朋友借錢才能順利買下。

《魯迅日記》:
三十日晴。午後楊仲和、李慎齋來,同至阜成門內三條衚衕看屋,因買定第廿一號門牌舊屋六間,議價八百,當點裝修並丈量訖,付定泉十元。

魯迅買的這所房子說是「房子」,其實跟一片廢墟差不太多,魯迅買下來之後花了五個月的時間重建房子,等於是買地蓋房了。這所房子是他在北京最後的居所,也是老母和朱安夫人終老的地方。我們現在還能看到原貌的也是這所房子,如今它是魯迅博物館的一部分了。而周作人佔據的八道彎豪宅如今已經被人逐漸忘卻,還有拆遷之虞。

魯迅在北京的最後一個住所──阜成門內宮門口二條。今為魯迅博物館一部分。

魯迅搬走後,本來兄弟兩個可以相安無事了,但這場爭鬥竟然以激烈的打鬥收場。搬家幾個月後,魯迅回到八道彎豪宅去取自己的東西,氣惱的周作人夫妻衝進來大打出手:

《魯迅日記》:
下午往八道彎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訾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本來幸福的家庭生活就這樣以相當不體面的方式結束了。魯迅多年積累的書籍文物大多沒有取出來,成了周作人的財產。

公務員魯迅第二次買房一點都不高興。他實際上在新居所沒住多久就又再一次搬家了——這次則是永遠地逃離北京了,在新的城市,他不再是教育部公務員,而是純粹的思想家魯迅。

《活在民國也不錯》

一本非典型民國百態史!從庶民到政客,從文人到藝人,從穿衣吃飯,到買房、談戀愛、辦會館⋯⋯一段文藝復興和軍閥混戰同台演出的民初風範百態史!本書搭配近百張民初珍貴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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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沒想過的民初生活,你想不到的民初風光。文人的民國、政客的民國、明星的民國;歷史中的民國、思想裡的民國、舌尖上的民國,說到底,都是老百姓生活著的民國。活在這樣的民國,好像也不錯?

出版:野人
作者:林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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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泉」為古人對錢幣的稱呼。

  2. 「見泉」指現錢。

  3. 「中保泉」指仲介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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